未解的萨默顿神秘人之死
利维坦按：有关此案还有一个细节值得注意。阿德莱德大学（the University of Adelaide）的解剖学家马切伊·亨内伯格（Maciej Henneberg）发现，萨默顿神秘人的耳朵和正常人很不同：
如上图所示，神秘人的耳甲艇（cymba conchae）比耳甲腔（cavum conchae）要大，大多数人这两者的大小比例则正好相反。只有1%-2%的白种人才拥有这种特征。还有一位牙科专家指出，神秘人患有一种罕见的先天性无齿症（hypodontia），发病率仅占到总人口的2%，而对比杰斯廷（也就是杰西卡·汤姆森）儿子鲁宾的照片，也发现了较大的耳甲艇和无齿症，这两种巧合的概率只有千万分之一到二。
2011年，一名女子找到马切伊·亨内伯格，称当年这具海滩上的尸体，生前是她的父亲，并出示了一张美国海员证，上有一个名为HC·雷诺兹（HC Reynolds）的18岁男子照片：
亨内伯格教授通过死者照片脸上痣的位置和耳朵形状判断，死者很有可能便是这个女子的父亲，但奇怪的是，英国国家档案博物馆并无法找到这个人的任何相关记录。这个案件距今已有近70年，无论是死者还是谋杀者（如果存在的话），都只会越来越难以被找寻。
文/Mike Dash
译/Youish
校对/黄译莹
原文/mikedashhistory.com/2011/08/12/tamam-shud/
本文基于创作共同协议（BY-NC），由Youish在利维坦发布
一位身份不明的死者尸体照片。人们于1948年12月在澳大利亚阿德莱德南部的萨默顿海滩发现这具尸体。直到今天，死者的身份依然成谜，也没人能查出他是如何遇害的，甚至，连他是否死于谋杀都不能确定。
大部分谋杀案都不太难破。作案的嫌犯可能是受害者的丈夫、妻子、男友，或者是前男友等等。这些犯罪案例都有模式可循，作案动机一般都很明显。
当然，总会有一些不同寻常的案件，有时凶手也会是陌生人，或者有着异乎寻常的杀人动机。但一般来说，如今的办案人员通常都有办法对这些案件进行侦破。这在一定程度上要感谢DNA检测之类的科技手段的发展，让警方很少遇到让人困惑的棘手案件。
然而，1948年12月，南澳大利亚州首府阿德莱德当地的警察在调查一起案件的时候，感到了困惑。故事的开头十分简单，南部夏天的沙滩上发现了一具尸体。然而从那天起直到现在，似乎唯一发生变化的就是——这个简单的故事变得更加扑朔迷离了。
实际上，这一案件很难侦破（但从理论角度看，至少进行了积极调查），以至于我们仍然无法弄清受害者的身份，不清楚是什么杀死了他，甚至连是他杀还是自杀都无法确定。
我们能够确定的是，萨默顿海滩之谜（或依据澳大利亚的说法，称之为“神秘人”之谜）这一案件的线索使其成为世界上最令人费解的悬案之一，并且可能算是其中最神秘的一个。
首先，让我们来梳理一下那些确凿的线索。1948年11月30日，周二，晚上7点，在这个温暖的夜晚，珠宝商约翰·贝恩·莱昂斯（John Bain Lyons）和他的妻子在萨默顿海滩散步，这里是阿德莱德向南几英里的一个海滨度假胜地。他们走向格莱内尔格的时候，发现一个衣着讲究的人卧在沙滩，头靠在海堤上，就在距他们20码（约18米）远的地方懒洋洋地躺着，双腿直伸，脚部相扣。夫妻俩看到这人举起右手手臂，之后又放了下来落到地上。莱昂斯觉得他可能是个醉汉，想试着抽根烟。
“X”标志的地方便是当时人们在萨默顿海滩上发现神秘人尸体的地方。
半小时后，另一对情侣也发现了这个人，他还躺在原地。那位女士从上往下望，可以看见他穿着一套特别整洁的西装，一双高档的新鞋像镜子一样光亮——在沙滩上着实是十分古怪的装扮。这人一动不动，左臂平放在沙滩上，有蚊子在他脸边飞来飞去。这对情侣认为他只是睡着了。“这样都感觉不到蚊子，他肯定是睡死过去了。”她的男友开玩笑说。
直到第二天早晨，人们才发现，这个人不是睡死过去，而是真的死了。约翰·莱昂斯晨泳回来时，发现有人群围在海堤附近，聚集在他前一天晚上看见“醉汉”的地方。他走过去，看见了一个人，姿势几乎没变，头靠在海堤上，双脚交叉。可是现在，他的身体都凉了。现场没有任何打斗痕迹。男人的衣领上还有半截香烟，像是从他的嘴里掉下来的。
有证据表明，尸体是死后被放置在海滩上的。
三小时之后， 尸体转移到阿德莱德皇家医院。经约翰· 巴克利· 贝内特（John Barkley Bennett）医生鉴定，死亡时间在当晚凌晨2点之后，死因可能是心力衰竭，此外他还补充道自己怀疑受害者是中毒而死。那人的口袋里的东西都摊在桌上：从阿德莱德到海滩的车票，一包口香糖，一些火柴，两把梳子和一包军人俱乐部牌（Army Club）香烟，烟盒里面还有7支更贵的烟，属于另一个品牌Kensitas。现场没有发现钱包，现金或是身份证。死者的衣服上没有任何标签，其中一件衣服上的制造商标签也被小心地剪掉了。一边裤子口袋用一种不常见的橙线修补得整整齐齐。
萨默顿海滩发现的神秘人。调查人员评论说，在这名男子死后拍摄的照片给人一种他好像还活着的假象。
在进行全面尸检的前一天，警察已经调查了所有可能指向死者身份的有力线索，最后没有成功，而验尸结果也没多大帮助。尸检发现尸体的瞳孔比正常人的小一些，有些不同寻常，一些唾沫从躺着的尸体嘴边流出，“可能是因为他无法吞咽”。同时，他的脾“大得惊人而且非常坚硬，几乎是正常尺寸的三倍大”，他的肝脏也因充血而肿胀起来。
病理学家约翰·德怀尔（John Dwyer）在死者的胃中发现了他之前吃的馅饼的残留物，还发现了更多的血。这也表明他是中毒而亡，即便没有任何证据显示食物中有毒。现在看来，死者在海滩上奇怪的行为——穿着西装坐在那里，右臂抬起又放下——看起来不太像喝醉了，而更像是摄入的某种致死毒素开始慢慢起反应了。但是一位化学专家对死者的血液和器官进行了多次测试，都没有发现一丁点毒药的痕迹。“我很惊讶他居然什么都没找到。”德怀尔在审讯的时候这样说道。实际上，他们最终都没有查出死因。
这具尸体还显现出其他怪异之处。死者的小腿肌肉非常发达。虽然年龄已达40多岁，但是他的腿还像运动员一样健硕。与此同时，他的脚趾呈现出奇怪的楔形。一位提供证词的专家在审讯中这样说：
我从没看过像这桩案件中受害人这样的小腿肌肉线条……他的双脚相当引人注目，从我自己的角度看，我猜这说明他有穿高跟鞋和尖头鞋的习惯。
另外还有一位专家证人大胆地猜测——也许死者曾是一位芭蕾舞演员？
这些都给阿德莱德的验尸官托马斯·克莱兰（Thomas Cleland）留下了棘手的难题。一位叫做塞德里克·斯坦顿·希克斯（Cedric Stanton Hicks）的著名教授告诉他，唯一可能的情况就是凶手使用了一种非常罕见的毒药，这种毒药能够“在人死后迅速分解”，不留痕迹。而这类毒药太过于危险致命，因此希克斯不能在公开法庭说出它们的名字。于是，他递给克莱兰一张小纸片，上面写了两种可能的毒药名：洋地黄（digitalis）和毒毛旋花甙（strophanthin）。希克斯怀疑此案中用的是第二种毒毛旋花甙。这是一种从非洲植物种子中提取出来的罕见配醣，曾被某个鲜为人知的索马里部落用来涂抹箭尖，制作毒箭。
萨默顿神秘人死后采集到的指纹。
如今，警方更加困惑了。他们继续查案，收集了死者全套的指纹并将之传到澳大利亚各地和其他所有英语国家去调查。但是没有人能识别这些指纹。阿德莱德各地都有人来到停尸房辨认尸体，警方则希望有人能够提供受害者身份。这些人中，有的觉得自己认识报纸上照片中的这个人，还有一些是悲痛欲绝的失踪者家属。但没有一个人能辨认出受害者身份。
直到1月11日，南澳大利亚州警方已经调查了几乎所有的已知线索，最后都宣告失败。这时，他们扩大了调查范围，尝试寻找诸如寄存行李之类的遗留物品，而这可能意味着死者是一名外国人。也就是说，需要检查方圆几英里的所有旅馆、干洗店、失物招领处和火车站。这一行动确实有了成效。 1月12日，去阿德莱德火车站进行调查的侦探发现了11月30日存在火车站行李寄存处的一个棕色手提箱。
受害者留在阿德莱德火车站的手提箱，箱子里装着一些奇怪的东西。
那里的工作人员已经一点儿都记不起手提箱的主人，而箱子中的东西也没有透露出他的身份。箱子中确实有一卷橙色的线，和修补死者裤子所用的橙线一模一样，但是经过精心处理抹去了几乎所有能显示其主人身份的痕迹。箱子没有任何贴纸或是标记，一侧的标签被撕掉了。除了发现箱子中的衣服上有三个标签，其他的都不见了。这些标签上都写着“基恩（Kean）”或是“K·基恩（T. Keane）”，但是去调查所有叫这个名字的人是不现实的。阿德莱德的一家报纸这样报道：警方的结论是有人“故意把它们留在那里，因为知道死者的名字不是‘基恩’或 ‘T. 基恩’”。
箱子中的其他东西也同样神秘莫测。其中有一个模板套件，是“商船中负责给货物盖章的三副所用”，有一把没了刀柄的餐刀，以及一件用某种不为澳大利亚人所知的羽毛缝补的外套。一个裁缝辨认出这种缝补的方法是由美国人首创的，意味着这件外套，还有它的主人，在战争期间可能经历过旅行。但是搜寻了整个澳大利亚船舶和移民记录之后，还是没有找到相应的线索。
警方又请来了一个专家，阿德莱德大学的病理学荣誉退休教授约翰·克莱兰（John Cleland），让他来重新调查死者的尸体及其物品。到了4月份，即发现尸体4个月之后，克莱兰发现了最后一个证据——之后也成为最让人困惑的一个证据。克莱兰在死者的裤子里发现了一个封在腰带里面的小口袋。之前的调查都没发现它，后来的几份案件报告都将之称为“神秘口袋”，但是它似乎本是用来装怀表的。口袋里面有一张紧紧卷在一起、特别小的纸条，打开来发现上面用精美的印刷文字写了两个单词，组成了一个词组“Tamám Shud”。
这是隐藏在死者裤子密闭口袋里的小纸条。“Tamám Shud”是一个波斯短语，意为“结束”。这张纸条是从一本罕见的新西兰版《鲁拜集》上撕下来的。
弗兰克·肯尼迪（Frank Kennedy）是《阿德莱德广告人报》专门报道社会治安事件的记者。作为一名波斯人，他认出了这个词并打电话给警方，建议他们去找一本诗集——《鲁拜集》。这是一部写于12世纪的作品，在战时的澳大利亚最受欢迎的是爱德华·菲茨杰拉德（Edward FitzGerald）的译本。这部书有许多版本，但是警方经过对图书馆、出版商和书店进行了一系列常规而复杂的调查后，并没有找到一部在精致度上可以与之吻合的版本。不过，至少可以说明“Tamám shud”（或是“Taman shud”，因为有好几家报纸错印成这样并流传下来）这个词来自于欧玛尔·海亚姆（Omar Khayyam，《鲁拜集》的作者，波斯诗人，天文学家，数学家）的这部作品。实际上，该书大部分的英译本都是以这个词结尾——这并不奇怪，因为它的意思本来就是“结束”。
从表面上看，这条新线索意味着死者可能是自杀而亡；实际上，南澳大利亚州警方从未将这个“不明身份的人”的案子完全当成谋杀案来调查。但这一发现对确认死者身份并无帮助，而且这时尸体已经开始腐烂。他们打算埋葬尸体，但同时也清楚地知道这意味着要舍弃掉自己手中为数不多的证据之一，因此他们首先对尸体进行防腐处理，并且制作了死者头部和躯干的模型。之后便埋葬了尸体，将其密封在混凝土下一块精挑细选的干土里面，以便之后还需要重新挖掘出来。直到1978年，每隔一段时间，便有人发现墓地上留下了花，但没有人知道是谁把它们放在那里，以及为什么要这样做。
书中含有“Tamám shud”一词的部分被撕掉了。
到了7月份，距调查开始已经过了整整8个月，寻找《鲁拜集》有了结果。7月23日，一个格莱内尔格（Glenelg）人来到阿德莱德的侦探所，带来了一本《鲁拜集》并讲述了一个奇异的故事。就在上一年的12月月初，刚刚发现不明身份的尸体后不久，他和自己的兄弟一起开车出门，将车停在距萨默顿海滩几百码远的地方。他的兄弟在靠近车后座的底板上发现了一本《鲁拜集》。两人都默认这本书是对方的，从那以后，书就一直放在汽车仪表板上的小柜里。后来，两人注意到报纸上关于这项调查的报道，就回去仔细看了看。结果，他们发现这本书的最后一页被撕去了一部分，书中写有的最后一个词的纸片消失了。他们便去了警察局。
受害者的那本《鲁拜集》，图自当代新闻摄影。至今没有找到同一版本的其他书。
侦缉警长莱昂内尔·利恩（Lionel Leane）仔细看了看这本书，几乎马上就在书的封底找到了一串用铅笔写下的电话号码；他用放大镜还发现了号码下面有一些大写字母的模糊印迹。总算是找到了一个可以继续查下去的有力线索。
侦缉警长莱昂内尔·利恩（右）在检查神秘人的手提箱。
这串号码没有公之于众，它属于一个住在萨默顿海滩附近的年轻护士。就像格莱内尔格省的那两个人一样，她也从未公开自己的身份——这是一件令人失望的事，因为1949年的南澳大利亚州警方选择保护不愿与该案件扯上关系的证人，所以人们现在只知道她的化名——杰斯廷（Jestyn，编者注：后来还是查到了真名：Jessica Ellen“Jo”Thomson）。这位护士有些不情愿地（可能是因为她正和未婚夫住在一起）承认了自己确实将这本《鲁拜集》交给了一个在战争时期认识的人。她告诉警探，这个人的名字叫做阿尔弗雷德·博克索尔（Alfred Boxall）。
最终，警方确信他们已经解开了这个谜团。当然，博克索尔就是这个神秘人。几天之内，他们就查到了这个人的家住在新南威尔士州的马鲁布拉。
可问题是，博克索尔竟然还活得好好的，而且他还保存着那本杰斯廷送他的《鲁拜集》。书上有那名护士的笔迹，而且保存完好。那么，藏在死者口袋中的那张小纸片肯定是来自其他的什么地方。
《鲁拜集》上杰斯廷的笔迹。
如果当时，南澳大利亚州警方能够更进一步调查杰斯廷的话，可能会找到更多线索，然而很显然，他们没有。但是通过温和的方式审讯那位护士，确实也得到了一些有意思的信息。第二次询问她时，她回忆起前一年的某个时候（时间不确定）回到家时，有邻居告诉她一个陌生人来找过她。接着，当看到死者脸部模型的时候，她 “完全惊呆了，像是马上就要晕过去”，利恩说道。她似乎已经认出了这个人，但仍然坚决否认。
通过紫外光检查死者的《鲁拜集》时发现的密码。密码尚未被破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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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侦缉警长利恩在那本《鲁拜集》中发现的模糊印迹。在紫外光下观察可以发现5行杂乱的文字，第二行被划掉了，最后又重写了两行。头三行和最后两行之间用双横线隔开，横线上还划了一个“X”。看起来像是某种密码。
从一小段文字中破解密码是非常困难的，但警方尽了最大的努力。他们把信息发送给海军情报局，那里有澳大利亚最优秀的密码专家，另外他们还在报纸上刊登了这则信息。该举动引发了业余解码爱好者的狂热，但几乎一无所获，最终海军情报局得出结论，这则密码无法破译。
从最初排列的方式来看，很明显，每一行密码的结束似乎都是戛然而止。
字母数目太少，不足以用来分析得出结论，但就目前来看，种种迹象和每行的分隔都表明，这些字母不足以构成任何简单的暗号或密码。
这些字母出现的频率是不确定的，更像是英文文本的首字母而非其他语言。因此，一个合理的解释是，这些字母是由某一首诗的首字母之类的东西组合而成。
实际上，到此为止，这个神秘的案子就搁置了。澳大利亚警方从未成功破译这则密码，也没能辨认出那个身份不明的神秘人。杰斯廷在几年前去世了，她最终也没有告诉人们，为何当时看到那个脸部模型的时候吓得快要晕过去。1958年，南澳大利亚州验尸官公布了尸检的最终结果，这是报告的最后一段话：
我不知道死者的身份……不知道他如何死去，死因是什么。
杰西卡·汤姆森和她的儿子鲁宾（Robin），这场神秘案件的中心人物和她的儿子在一起，她可能会让他参加舞蹈课，接着成为一个专业的芭蕾舞演员。
然而，近年来，“Tamám Shud”这则案件又开始吸引人们的注意力。一些业余侦探着手调查了当年警方未查明的部分，解决了一两个小问题，但却经常引发一些新的困惑。他们中有两个十分执着的调查人——一位是已退休的澳大利亚警察格里·菲特斯（Gerry Feltus），他是唯一一位出书记录这一案件的人，另一位是阿德莱德大学的德里克·艾博特（Derek Abbott）教授，他们的努力取得了十分重大的成果。他们俩人都坦言自己还未解开谜团，但最后让我们简单梳理一下，看看还有哪些谜题没有解开，人们主要有哪些猜想。
首先，死者的身份仍然不明。大多数人认为杰斯廷认识他，并且认为他可能就是去杰斯廷家找她的那个人，即使不是，但她看见身体模型时表现出来的震惊也能够说明两人认识。也许调查她在二战期间的行踪可以找到一些线索？她是否有送男性友人《鲁拜集》的习惯？如果这样的话，死者会不会是她的前男友？或者更进一步，她不愿承认自己认识的那个人究竟是谁？
显然，艾博特的调查结果有这方面的暗示，因为他查明了杰斯廷的身份并且发现了她有一个儿子。有趣的是，经过仔细比对，留存下来的死者照片和她儿子的相貌有相似之处。那么，死者会是杰斯廷儿子的父亲吗？如果这样的话，他是否会因为被告知不能与母子俩相见而自杀呢？
格里·菲特斯，阿德莱德一位已退休的凶杀案侦探，多年来一直在调查萨默顿神秘人案件。
那些持反对意见的人就死者死亡的原因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他们觉得，怎么会有人通过服用罕见毒药来自杀？这真的可信吗？洋地黄，甚至是毒毛旋花甙，药房里都能找到，但都不是现货供应——这两种药都是用来治疗心脏疾病的肌肉松弛剂。对这些擅长理论分析的人来说，这一死亡案件呈现出的种种奇异特征都无疑表明，这位神秘人可能是间谍。阿尔弗雷德·博克索尔在战争期间曾在情报部门工作过，而这神秘人在冷战开始的时候就死去了，而且此时英国刚好就在伍默拉测试火箭设备。伍默拉距阿德莱德只有几百英里，是世界上最隐秘的军事基地之一。甚至还有人提出毒药是通过香烟吸入体内的。这样的话，他的军人俱乐部牌香烟里夹杂了7根Kensitas牌的烟是不是就能说得通了？
这似乎有些牵强，而且除此之外，关于“Tamám Shud”谜案，还有两件更加奇怪的事情，使得它不像一件桩自杀案那么简单。
第一件是，1949年7月份警方收到的那本《鲁拜集》根本找不到同一版本的其他书。格里·菲特斯经过仔细调查，最终找到了一个相似的版本，有着相同的封面，是由新西兰一所叫做“惠特科姆和墓群”（Whitcombe & Tombs）的连锁书店发行的。但书是方形的。
乔治·马歇尔
另外一件是德里克·艾博特找到的一个线索，使案件变得更加扑朔迷离了。艾博特发现除了本案死者之外，至少还有一个人在战后以同样的方式死于澳大利亚，身边放着一本海亚姆的诗集。那个人叫做乔治·马歇尔（George Marshall），是一个来自新加坡的犹太移民，而且他的这本《鲁拜集》是由伦敦的梅休因出版公司出版发行的，是第七版。
在乔治·马歇尔尸体旁发现的《鲁拜集》——很明显，这一版本并不存在。
目前为止，还没有特别奇怪的事情发生。但是在询问过出版商和世界各地的图书馆之后，人们发现梅休因出版公司的《鲁拜集》只发行了第五版——说明马歇尔的第七版《鲁拜集》和神秘人的 “惠特科姆和墓群”版一样，是不存在的。那么，有没有这种可能，这些书根本就不是一般的书，而是某种经过伪装的间谍工具——比如说，以前的密码本？
接着又引出了最后的谜团。格里·菲特斯查阅了警方的案件报告之后，意外发现了一个遗漏的证据：一个当年在萨默顿海滩事发现场的人于1959年提供的证词。证人在神秘人死去的那个晚上，向之后发现尸体的地方走去，该证人（根据警察报告中的描述）“看见了在水边有一个男人背着另外一个人。但他无法描述那个男人的模样。”
当时，这看起来并不奇怪。证人以为他看到的是一个人背着喝醉的朋友。但是，冷静下来想想，就有问题了。毕竟，没有一个目击者会注意到他的模样。会不会他根本不是那个死去的神秘人呢？会不会第二天早上发现的尸体其实是这个陌生人肩上背的人？如果这样的话，是否表示这确实是一个涉及间谍和谋杀的案件？
原始资料
‘Body found on Somerton Beach.’ The Advertiser (Adelaide, SA), 2 December 1948;
‘Somerton beach body mystery.’ The Advertiser, 4 December 1948;
‘Unknown buried.’ Brisbane Courier-Mail, 15 June 1949;
GM Feltus. The Unknown Man: A Suspicious Death at Somerton Beach. Privately published: Greenacres, South Australia, 2010;
Dorothy Pyatt. “The Somerton Beach body mystery.” South Australia Police Historical Society Hue & Cry, October 2007;
Derek Abbott et al. World search for a rare copy of the Rubaiyat of Omar Khayyam. Accessed 4 July 2011;
Graeme Wood. “The lost man.” The California Sunday Magazine, 5 June, 2015, accessed 6 June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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